1.“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上）；
2.“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下）。
学习材料一：“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上）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当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对他在宁德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请先介绍一下他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
陈增光：好的，我结合过去与习书记共事的情况，做一点回忆、介绍一些情况。
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领导，而是向基层要真相、要思路、要答案的务实领导。
他来报到后几天，在地委、行署班子及老同志见面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到闽东老区来工作，为老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到这里毕竟人生地不熟，还是要靠大家充分献策，你们提出的合理意见，我一定会采纳，也一定竭尽所能，在任期内为闽东多做一些事情。
他的讲话很简短，也很朴实，一下子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很多老干部当时就“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习书记，你来宁德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因为你是北京派来的，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们这里太贫困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多弄一点项目、多弄一点资金，把我们的基础设施改善一下？
当时的闽东人太想一步就富起来了，特别是对“三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温铁路，即福州到温州的铁路；二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三都澳原本是个军港，口子小，肚子大，是对台军事战略要冲，这是闽东一大资源优势，但当时明显还不具备开发条件；三是建设中心城市，形成宁德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习书记当时只有35岁，面对广大干部提出的这三点期望，并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而是表现得非常沉稳。他说，我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在心上，尽力而为，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来实现。然后他对我们地委行署的几位同志讲，要把老同志的建议和干部群众的问题放在心上，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寻找思路，到基层去寻找答案。
果然，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地委的干部以及有关委办局的同志到基层去调研。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其实他人早就到基层去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到宁德就下基层调研，一去就是一个月。您当时一直同他在一起，请讲讲当时下乡调研的故事。
陈增光：7月初到8月初，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陪着习书记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把宁德下辖9个县市全部跑遍了，之后又到温州考察。他说：“温州离宁德北部那么近，却发展得这么快，到底有什么奥妙，我们应该过去看一看。”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宁德的福鼎县离温州的苍南县等地很近，温州的发展对宁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习书记走基层有几个特点。第一，到每个县调研，肯定都要先听各县班子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提倡念稿子。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念稿子，了解多少就说多少，记住多少就讲多少，你念稿子上的东西我还很难一下子记住，不如咱们这样脱稿交流效果好。你们放心讲，讲不下去了可以看一下稿子，讲得下去就讲出来。”他后来跟我讲，这就是考核干部的一种方法，看他的精力有没有用在工作上，如果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肯定讲得出来，不一定要念稿子，如果是别人做的事情而且又是秘书写出来的，他就离不开稿子。
第二，他喜欢看县志。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阅当地的县志，他说不看县志就不了解这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就难以深入认识县情，光靠我们这样跑了解不够。
第三，他注重走访。每到一处，他既走访一些企业，也走访一些村庄和农户，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不仅仅停留于听汇报。他在各个县的讲话也都很简短。
采访组：那你们一个县一个县走下来，都各有哪些具体情况呢？
陈增光：我们随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古田县。这个县因古田溪而得名，不是闽西龙岩市上杭县的那个古田镇。到了这里，习书记肯定了食用菌产业是古田的主要发展方向。当地的食用菌是利用林木树枝、后来利用棉籽壳为原料进行种植的，品种主要是香菇、银耳等，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又提高了产值。他说，这是农民的创造，是一项技术成果，一定要好好发展。
到了屏南县，他听说这里曾经留下过这样一句话：屏南屏南，又贫又难。他说屏南县虽然现在经济不发达，但我们不能把它讲成“又贫又难”，而要看到它是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多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话，不能自己把自己看扁了。
到了周宁县，了解到这里有个鲤鱼溪，自然生态很好。鲤鱼溪还有一个典故：几百年前，沿岸有两个村不和睦，经常发生械斗，他们的祖宗就想到在溪里养鲤鱼，这样就不怕对方在水里下毒，因为一下毒，鱼就会被毒死，也就知道水不能喝了。渐渐地，整条溪里就有了几千尾、几万尾鲤鱼，就变成了鲤鱼溪。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就讲，鲤鱼溪有文化、有传统，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发展。随后还走访了一个叫黄振芳的林业大户，得知他在山上造了一大片林，把整个家都搬上山去了。习书记冒着酷暑亲自上山看望，并说：“你的做法是山区致富的一个方向，你是致富的一个标兵，一定要坚持下去，有什么困难我帮助你。”习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还提到了黄振芳，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他后来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类似观念了。
到寿宁县调研，他突出推崇两个人。一个是冯梦龙。冯梦龙当年在寿宁当过知县，留下一本《寿宁待志》。对这本书，习书记尤其喜欢。他说冯梦龙这个人很有贡献，把这本书起名为《寿宁待志》，表明没有把事做满，而是留下空间，让后人去填补，所以叫“待志”，说明这个文人有水平、有境界。另外，冯梦龙提倡男女平等。过去寿宁有一个陋习，就是一定要生男孩，如果生了女孩就会被扔掉。冯梦龙当知县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很不满，就在县上的凉亭里贴了一个布告，大意是说“男人女人都一样，你的母亲就是女人，没有你的母亲哪有你”。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布告以后很感动，说一个封建朝代的历史名人，能有这种民主精神和进步观念，让人敬佩。冯梦龙还创立了“无讼”的理念，提倡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样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申诉了，也就是“无讼”。习书记还推崇一个人，就是焦裕禄。他说：“寿宁基础条件较差，百姓生活困难，要有焦裕禄式的干部来做事，要以焦裕禄的精神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在闽东两年多时间里，这两个人他反复讲，就是推崇他们的为官品质和为民情怀。
到柘荣县调研的时候，习书记看望了一位叫郑帮德的老同志，是乍洋乡五蒲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方面表现出坚定的意志。郑帮德遇到很多困难，像暴雨、台风、孩子生病等等，但都没有挫败他的意志。当时有记者称他是“三灾六难不低头的支部书记”。习书记十分注重抓典型，他说，郑帮德就是个标兵人物，支部书记如果都像郑帮德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快更好。后来，习书记还邀请郑帮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现身说法，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对每个人的发言作了精彩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
然后就到了福鼎县。福鼎在宁德来讲最靠近温州，也是开放程度比较大的地方。习书记很肯定福鼎改革开放的经验，他说福鼎在整个闽东是走在前面的，就是靠改革开放，积极学习温州经验，搞活民营经济。
到霞浦的时候，我本来拿了一本《霞浦县志》给他看。当天夜里，他忽然找到我说：“你帮我找一本福宁府的府志吧。”过去福建又称“八闽”，有上四府下四府，宁德叫作福宁府，相当于地委这样的机构，他就要看这个府志。我当时傻了眼，到哪儿去给他找这个府志啊。市面上找不到，我们就请人去文化馆找，还真找到了一本，他就拿去看了。我当时就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增光同志，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在霞浦，习书记就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老百姓也称“官井洋半年粮”，因为这里一直盛产大黄鱼，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百姓在这一带搞好养殖，等于把半年的粮食都解决了。习书记说：“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在福安调研的时候，习书记充分肯定闽东电机的发展。闽东电机是当时全国一个金牌产业，在我们闽东来讲也是工业上一个龙头品牌。他说，要想方设法不断提升这个品牌的效益和影响力，带动更多企业发展。后来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福安县坂中乡搞了一个电机电器开发区，也是闽东的第一个开发区。叶飞同志在老区建设六十周年的时候回来视察，看到这个开发区，还题了词：“大有作为”。直到现在，闽东电机电器也是福建省的龙头产业。
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是宁德城关所在的蕉城，也就是现在的蕉城区。习书记在这里提倡选树老区革命英雄典型，以历史人物的精神力量感染和带动群众。还要求我们对当地的养殖业做好宣传工作，因为这里盛产海蛎，有一种叫作二都蚶的海产品很有名。他说：“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发展好，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
采访组：您刚才逐县回忆了习近平同志当年调研的情景，历历在目，也让我们对宁德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您认为这次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对他之后在宁德开展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陈增光：9个县跑下来，习书记作了一次全面总结。当时讲话不长，我记得不到一个小时。形成的文章后来收录在《摆脱贫困》中，就是这部书的第一篇《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
当时他在会上就提出，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不要有超过现实的思想，更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他说：“我们每个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为宁德发展历史做一层铺垫的贡献，你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地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他讲这样的话，大家听了很服气。一般的领导来都是大讲特讲，要在这里搞一个什么大事，在那里起一个大变化。可习书记不一样，他提出“滴水穿石”，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做事情，久久为功，而不是急于求成。还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对于“弱鸟先飞”，我的理解就是要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我们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有很多优势，可以先飞，也可以高飞、可以快飞，思想上、精神上要有这种自信和准备，观念上必须更新。他就是这样辩证看问题的。
实践出思路，调研出成果。他的这次讲话在闽东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整个地区各级干部的情绪和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他的威信也自然而然树立起来了。他刚来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这么年轻的同志来我们这么困难的地方当书记，担心他能不能压得住阵、能不能打开局面。经过这次一个月的调研，听了这次鼓舞人心、令人眼前一亮的讲话，大家都对这位年轻有为的习书记心服口服。
采访组：当时正是福建酷暑季节，你们在基层跑了一个月，艰辛程度和工作强度应该是不小的。这方面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陈增光：印象深刻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当时那真叫一个热啊！人站在室外，就是不走路，几分钟下来就得被湿漉漉的桑拿天捂出汗，更不要说他连续一个月在基层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可习书记不仅很有毅力，而且从不提什么特殊条件，始终和大家同等待遇。
他平时穿着很简单，脚下一双解放鞋，身上一件的确良短袖衫，太阳大的时候就顶个草帽，有时候脖子上围条毛巾，手里拿把折扇，热了就擦一擦，扇一扇。我知道他是中央老领导的后代，但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高干子弟的样子，比平常人还平常，下乡调研也从不讲究吃住，老百姓住什么房他就住什么房，老百姓吃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有时走路走得全身都湿透了，他就找个地方拿水冲一下，就当洗澡了，非常简单。
那一个月陪他下乡，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到福安县的坂中畲族村。畲族待人最高的礼节是吃“糯米糍”，就是大米煮熟，合着花生、芝麻一起做成团，滚成一块一块，取个“时来运转”的好兆头。一般只有相当高规格的人，也就是贵客来，他们才这样接待人，一般人来不会这样做，因为非常耗费精力，光是准备食材就得准备几天。这个“糯米糍”有一个特色，就是吃的时候要用手抓，像咱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习俗。大家盘腿围坐在一起，拿一盘放在中间，直接用手抓一个吃。当时陪着习书记在那儿调研的时候，我怕他吃不惯、觉得不卫生，我就说：“给你拿一双筷子吧。”他说：“那怎么行？人家用手抓，我们也用手抓，你拿了筷子不是让人家觉得，你当官的吃东西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么。”说着他就也跟大家一样盘腿坐在那里，抓起一块，放进嘴里，还连连向畲族的群众竖大拇指，说很好吃。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很小的细节处都很懂得如何理解群众、贴近群众、融入群众。当地老百姓说，哎呀这个地委书记怎么这么朴素啊，跟我们一样的吃东西。就这样，一边喝茶，配着吃这个“糯米糍”，一边和百姓拉家常，大家感觉跟他没有任何隔阂，明白这个习书记真是来跟我们谋发展、交朋友的。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屏南县。他当时去走访一位“老革命”，他们当地最高的礼节是艾叶冲茶蛋。艾叶是一种中草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拿它冲开水，再用这个开水直接冲打碎的蛋液，再放一点砂糖，就叫作艾叶冲蛋，这也是接待贵客的，一般客人来只有茶叶。当地老百姓听说习书记要到家里来，很高兴，就做这个艾叶冲蛋给他喝。但这个东西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开水不够热，蛋液容易不熟，喝了不容易消化。我怕习书记刚到宁德，水土不服，胃吃不消，我说你不要喝了，表示一下就好，毕竟我们本地人喝习惯了，没有什么。他可不在乎，说老百姓叫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吃掉，然后捧起一碗就喝下去了。那个老百姓高兴坏了，说这个书记可真好接待呀！
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和群众拉近关系不是靠嘴上说说，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做的，把自己放在和群众平等的位置上，所以群众都很欢迎他，也很愿意主动和他接触，和他讲心里话。这些都让我们深受教育。
学习材料二：“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下）
采访组：听您讲这些故事我们也很受触动，很受教育。我们还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曾“三进下党”，对下党有着特殊的感情。请您给我们讲讲他“三进下党”的故事吧！
陈增光：去下党乡是在他对宁德9县进行调研之后的事情。当时宁德有四个特困乡，分别是下党、范坑、北壁、洪口。这4个乡习书记总共跑了3个，都一一帮助他们解决过问题。就剩下一个北壁，在一个海岛的边上，实在太偏僻了，路又陡，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建议他去，怕来回有危险。他离任后还特别跟我讲：“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所以我退下来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就把这个北壁作为我的扶贫挂钩点，每年去一次，到那里搞现场办公，现在北壁已有了一定发展。凡是他交代做的，接任班子同志都会按照他的交代去做去落实。
他第一次进下党是1989年7月19日。在那天之前，我们地委召开了一次贫困乡党委书记座谈会。下党乡的党委书记叫杨奕周，胆子很大，当时在会上就站了起来，说：“习书记啊，我这个乡的书记难当啊，下党太落后了，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去看一看？”习书记就问他怎么个落后法，他说：“第一，财政上拿不出钱，干部的工资发不出；第二，教育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电影队来放电影《上甘岭》，很多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就去看电影了。可是看完了都不走，蹲在那个地上找东西，我们就过去问他们，你们找什么？孩子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打仗，想看看地上有没有留下子弹壳’。您看，这里的孩子们这么大了都不懂得什么是电影，教育太落后了。第三，贫困户太困难，有一对夫妇，穷到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要合穿一条裤子，就是谁出门，谁就把家里那条唯一的新裤子穿出去，回来再脱下来，换给另一个人。”习书记说：“这是真的吗？”杨奕周说：“是真的，你不信就来看一下。”结果，没几天，习书记就带上机关几个同志，连同18个相关委办局的同志，一共30多人，踏上了去下党的路。
当时我陪着他，从地委到下党，用了好几种车。先是我们的小车送到寿宁县城，后来是军用吉普车送到岔头坂，然后就没有通车的路了，我们就下来沿着山路往下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怕他吃不消。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干部，既要让他的工作顺利开展，又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让他出危险，也不能让他中暑。但我看得出来，他有基础，因为他当过知青，是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尽管如此，他后来回忆这次下党经历，仍然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两个词来形容。当地老百姓自发在中途给他送祛暑茶，他拿起来就喝，喝完继续走。
到了下党，他已经汗流浃背了。当地干部在村口的鸾峰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了个小圈，他在里面拿了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然后换了身衣服，歇都没歇就组织开会。
当时下党没有办公用房，我和习书记到了下党，就在那座叫鸾峰桥的廊桥对面的小学校开办公会。他们摆了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习书记对杨奕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你讲。”老杨一下子就紧张了，手发抖，说：“你让我坐在那儿我讲不出话来啊。”习书记就讲：“我们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老杨平复了一下，就坐到中间去讲了。我刚才说当时去下党带了18个委办局的同志，习书记把现场反映的问题当场交办给各部门，让他们限时解决，比如基本办公设施、干部基本食宿、通水通电等等。
那次去下党，再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的脚磨出了泡，我们在县里给他找了个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我们都以为累了一天该睡觉了，没想到他竟然还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书。我的秘书听说了，跟在他后面想给他出钱，可他不肯，说：“我自己买书自己出钱。”他这个人就是很爱学习、很爱看书的，平时走到哪里，看到有什么好书、自己又喜欢看的，他就买下来。他还曾对我说，正面反面的书都要看，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有助于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维。
一周之后，1989年7月26日，下党遭遇一场洪水。习书记本来陪同当时的省长王兆国同志到福安视察，视察结束后他们听说了下党的灾情，当即决定前去察看。路被洪水冲垮了，可他当时坚持要走进去，说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我们就慢慢走，真可谓披荆斩棘、几番涉险。后来我们终于走进去了，见到了群众。他慰问了几个受灾户，了解了他们的受灾情况和基本供给，停留了许久。这天到下午两点才回福安吃午饭。
1996年8月7日，他已经到省里工作，仍然非常牵挂下党，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组织人再进下党，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乡公路建设和下屏峰村灾后重建问题，还调研了清源乡花菇产业发展情况。
20多年过去了，下党人至今都忘不了当年习书记三进下党、对下党的关怀和恩情。他赤诚的为民爱民情怀，都被这片大山深处的百姓们牢牢记在了心里。更加难得的是，那个当年在地委大会上站起来“放炮”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成了习书记一位非常要好的基层朋友，习书记经常把他请到家里交谈，老杨后来还去浙江看望过他。后来他生病，习书记还给寄过药。他不幸过世之后，习书记还对他孩子的就业等问题给予帮助。习书记对基层干部的这种爱护关心，对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不仅对下党这样的贫困乡镇充满深情，而且积极推动“四下基层”，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贴近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期间跑了很多地方，最远的到过福鼎县的嵛山岛，这是闽东岛屿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但当时还有待开发。去得海拔最高的地方是屏南县的仙山牧场，860米高。他还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住了5天，这也是地委读书班第一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他在班上大力宣讲闽东的资源优势，包括宣讲仙山牛场良好的自然资源。他还对办读书班提出要求，说读书不能关在办公室里面，要走出去到外面一边看一边学。
关于“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理念是他在接待来访群众的时候形成的。我们宁德行署每月都有一个接待信访日，他在霞浦县亲自参加接待。那天来访的群众很多，估计有五六十人，每一个人他都接待，然后把问题记下来，有的当场就批，有的向群众承诺带回去办，还有的现场就提出转给哪个部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几个班子成员当场找相关人员谈话，并把了解的情况分门别类交给他的秘书。
那次回来之后，他不是参加完接待就过去了，而是深入思考这个事。他在想，人民群众有这么多来访，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制度，既让群众满意，也让群众好找。所以他把实践中的积累归纳成“四下基层”，地委领导都要带头到基层接访，各县各层各级都以此类推。我们一确定接待日期，就马上向老百姓通知，老百姓知道书记要来，就可以向书记反映问题。习书记说：“这样把别人找我们，变成我们上门去，也是工作方法的一大创新。”这种做法，闽东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习书记政治智慧独特，概括能力很强，又非常善于思考，能够把理念性的观点，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高度，再结合实际情况归纳提炼成施政举措。他在宁德提出的“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是当时指导工作非常有效的创新措施，我接任后坚持这种理念开展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干部始终遵循的工作思路，对宁德的发展发挥了长效作用。
采访组：为民办实事，是习近平同志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一以贯之坚持的。请您介绍一下他为宁德百姓办实事的情况。
陈增光：这方面他做得太多了。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造福工程。这个名字虽然不是他在宁德期间提出来的，但这件事是他在任时就提倡并推动的。他当时倡导，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闽东贫困面这么大，扶贫发展很困难，需要有一个具体载体，比如先把分散居住在山上的群众搬迁下来。凡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都把群众迁出来，集中到水电等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我接任他当地委书记后，继续做这件事。按照他这种做法，搬迁的群众后来大都过上了好日子，对党衷心拥护，有的在自己家门口贴上对联，上面写着：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这上下两句的第一个字“造”“福”，和习书记讲的不谋而合，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搬迁工作定名为造福工程。这个工程当时还被列为全省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常规性的扶贫项目，成为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品牌。
第二件事就是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宁德霞浦和福安一带沿海有一批渔民，长年累月生活在船上，被称作连家船民。这些人常年在渔船上打鱼、生活、居住，久而久之脚都是弯的，常被取笑为“曲蹄”。那时我已经到省政协工作，我们组织民宗委、社法委同志对茅草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作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建议把宁德作为一个试点，争取早日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书记当时已经在省里工作，他看到这个报告后非常重视，很快作了批示，还亲自带队去考察，现场办公制定方案，又拨款600万，要求妥善做好连家船民上岸工作。经过几年努力，连家船民已经全部上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岸上有房，作业有船”，都非常高兴。与此同时还有霞浦县的茅草房改造，把贫困户住了几代人的茅草房全部改造成砖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差不多同一个时期。这样下来，山上再也见不到茅草房了，连家船民也不用在船上过夜了，老百姓打心眼里感谢他，发自肺腑地敬佩他。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的时候，是您接任的地委书记。我们从材料上看到，你们前后任地委书记的交接很特别。请您讲讲这段经历。
陈增光：我和习书记的工作交接，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从政以来最受教育、最受感召的一次工作交接。这件事社会上传播得比较广，今天我根据记忆讲一讲。
1990年5月，福建省委决定调习书记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由我接任宁德地委书记。5月4日青年节这一天，习书记说：“我们地委班子交接也搞个创新吧，今天不在办公室交接，到基层去！”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意外。以前离任领导交接都是在办公室，一杯清茶，几粒糖果，话别嘛。可他不这样做，他说要下基层，我觉得很有深意，当即表示没问题，我陪到底。我跟他说：“你可以看看路线怎么走，我组织地委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发。”他说：“福安县是我的挂钩联系点，就从福安开始，然后再去寿宁。”我说：“就按你说的办。”
就这样，5月4日早晨，下着濛濛细雨，我们一行冒着春雨到了福安。我们先来到他挂钩的一个企业，叫赛岐铁合金厂，当时是我们闽东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企业。座谈会上，厂领导介绍了这几年习书记挂钩之后给厂子发展带来的变化，副厂长和其他骨干人员也谈了习书记挂钩以来帮助解决厂里具体问题的事例，一桩桩，一件件，非常详细。厂长对习书记说：“我们厂今天取得的成绩都有您的一份辛劳，一份汗水。听说您要离开闽东了，我们从心里舍不得。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厂里的全体职工感谢您。”
习书记听了以后，也很动情。他肯定了厂子两年来的发展变化，并提出要进一步抓好企业党建工作，力争生产上新台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企业声誉，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要进一步增强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为国分忧，多作贡献。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就要离开闽东了，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来不及展开。增光同志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你们，支持你们。”
离开铁合金厂，我们来到坂中畲族乡，乡党委书记、乡长以及很多群众代表都赶到现场，回顾了习书记在这里挂钩以来关心他们特别是爱护、培养畲族干部的情况。随后我们到福安县城召开座谈会，县几套班子领导汇报工作，畅谈与习书记接触和交往的轶事。习书记当场也作了讲话，不长，核心内容主要是三方面。他讲福安地理位置重要，是宁德的中心县市，也是闽东重镇，他之所以要挂钩在福安，就因为福安对整个闽东影响很大，一举一动都牵动宁德的九个县市。因此，福安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其一。第二，福安要想带动其他县市，首要的就是靠实力，靠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开发致富，善于把科技示范、推广与创新相结合，走出一条有闽东特色的科技兴农路子。第三，他勉励同志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再上一层楼。最后他强调了党建工作，指出党的建设是关系成败、关系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关键，一定要紧紧围绕和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坂中更好发展。
短短一上午跑了3个地方。中午简单吃了个饭，我们下午又来到坦洋村，这是习书记的党建联系点。坦洋工夫茶是福建的三大工夫名茶之一，在国际上都获过奖，英国女王都曾喝过这种茶，名气很大。所以习书记讲，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个品牌，让坦洋工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坦洋村，习书记和当地干部群众袒露心扉。他说：“原想安排一段时间到村里住一阵，走走家，串串户。没料到这次走得这么匆忙，心里很遗憾。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永远贴在一起的。”他讲得很多干部都动容了。
5月5日，交接工作的最后一站安排在寿宁县。习书记在那里也是听汇报、谈交情、话离别，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寿宁的干部都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我们碰到你太迟了，你早几年来，我们可以在你的领导下多干几年。你来的时间这么短，我们非常舍不得啊！”他也很受感动，说：“听了大家的汇报，感到我们寿宁这几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很高兴。但是客观地说，寿宁还是‘小个子’，发展较慢，总量也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好、交通设施也好，都还处在贫困状态。寿宁有一片大好河山，但只是条件太差了。要路没有路，要钱没有钱，要电没有电，这样的地方引进外资很困难。所以，寿宁发展慢，我完全不怪干部，也不怪群众，不是你们不努力，是我们的客观条件制约了发展。现在我们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一定要看到我们才刚刚走出第一步。”他这样一讲，不少干部群众都眼含热泪，他们说从来没有领导讲过这样的话，都是说我们思想保守、思想落后、干劲不足，可习书记今天讲的话，对我们却是一种鼓舞。我本人也是寿宁人，听他讲这些话，也非常感动。这种对基层干部的肯定和理解，就是调动大家积极性最好的方法。感慨之中，我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习书记：夏日怀情迎君到，春风化雨惜别离。千言万语终有限，唯有岁岁报丰年。
采访组：在工作交接中，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和您单独说些什么嘱托的话？
陈增光：我们单独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把这个担子放心地交给你，你要认识这副担子的分量。你是闽东本地人，有优势，土生土长，对情况比较熟悉，可以放手工作。但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本地人有许多难处，期望你能团结大家，共同把工作做好。今后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帮助，就及时找我，我们可以通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我都会热情接待你。”
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记。我也一直按照他的嘱托，尽力多为宁德、为宁德百姓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就直接到福州上任了吗？
陈增光：我们从寿宁出来，回宁德召开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告别会，第二天上午习书记就直接去福州了。那天，我家属特地煮了六个红鸡蛋送行，表示“六六顺”。我们地委办的同志也对他依依不舍，大家都想送一程，于是就默默地跟在他的车后面，一直送到飞鸾岭，距离宁德城关有十几华里吧。他的车突然停下来，他出来讲：“你们不能再送了，就到这儿。你们有时间到福州来走一走，我有空也回来看你们。”他还叫我说：“增光，你动员一下，让大家都回去。”
当时去送的大概有30多个人，都被习书记劝回去了。我们下车过去跟他握了个手，我说：“在这里跟你告别了，祝你旗开得胜，常回闽东看看我们。”
就这样，习书记连续两天与我以“清茶、叙话”的方式交接在基层的经历，一直被传为佳话。之后很多年直至今日，宁德的干部提拔也好、调动也好，都是简化迎来送往，可以说恢复了我们党最早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轻车简从，不搞吹吹打打甚至放鞭炮什么的，在群众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交接在基层这一崭新方式，我体会有三点意义：一是习书记亲力亲为，是践行“四下基层”理念的典范；二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嘱托；三是调离宁德，他最牵挂的还是基层干部群众。这就是“交接在基层”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听了您的回忆，我们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给各级干部留下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形象。我们了解到，他在清理干部违规建房问题上、在整顿作风上，也采取了雷霆态度。
陈增光：习书记一来宁德，给大家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亲切、随和。他虽然年纪很轻，但非常沉稳，也很容易几句话就和大家拉近距离，干部群众都很喜欢他。但他并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盲目追求一团和气，遇到原则性问题、遇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厉的，眼里不揉沙子。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闽东有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地下宗教势力泛滥，天主教有“三自爱国会”，这是受我国宗教政策保护并支持的，但地下的是外来渗透勾搭的势力，这也是闽东的“土特产”。第二个难题是“标会”成灾，就是老百姓自发搞借贷行为，成立一个标会，你一百，我一百，放在一起，这个月你“标”去，就是放到你那里，下一个月给他，再下一个月轮给我。有的人不诚信，把这个钱整个滚走了，就“倒标”“倒会”了。第三个难题就是干部乱占耕地建房成风。习书记认为这种不正之风对党内和社会上都会形成负面影响，就决心从作风入手，抓惩治腐败。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治理，其他事情就会让位，有的慢慢也就平复下去了。如果干部的腐败风没有刹下去，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好的风气也树不起来。
当时采取四个步骤。第一阶段是摸底，看看地区干部乱占耕地建房到底有多少面积，一户一户、逐个摸清底细。第二阶段是分门别类、确定重点，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有一些虽然严重一点，但态度好的、能自我处理的，就以教育为主，态度不好、比较顽固的就是处理的重点。第三阶段就是动员清退，召开大会，对整个问题进行通报。第四阶段就是查处，组织部、纪委、监察局介入并从地委抽人手去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
采访组：听说当时涉及了很多干部，面很大，你们有没有遇到阻力？
陈增光：阻力相当大。当时这件事被称为“马路边的腐败”，涉及干部职工200多名，从地委机关到各县都有，光宁德城关、塔山一带，就是成片的违规建房。有的干部家里住房确实有困难，几代人挤在一间公房里，一下子让清退，就面临无处可住的问题，他们接受不了。还有的人说，习书记不抓经济发展，一上来就刹风，触动了大家积极性，还得罪这么多人。但习书记始终很坚决。他在地委工作会上明确表态：“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利用职权占用公共用地，给自家盖房子，还怎么取信270万闽东人民？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几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书记对清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倾注心力，很多事都亲自指挥、亲自做。当时我们宁德有一个侨联副主席，既滥建住房、滥占耕地，又贪污受贿，去香港的时候把香港同胞捐赠给宁德的钱私吞了。地委决定给予从严处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了一只“老虎”。习书记当时有句名言：“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选择做别的事情，你要当官就按当官的标准和要求来做。”他还一直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对于那些思想上有“结”的人，习书记还亲自找他们谈话，给他们讲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果换你做这个书记，你看看是不是得这样处理，说得人家心服口服。最终清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宁德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大家都公认习书记看问题很敏锐，旗子扛得正，意志坚定，而且不仅论法纪法度，也以情感人，更加牢固树立了他在宁德党员干部中的形象与威望。
采访组：请您说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日常生活中给您的印象。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两年时间，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我经常见他手不释卷，坐在车上也带书，到了县上又看书又买书，还看县志。回到办公室，桌头上也总是放着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读书学习。
习书记很关心体育事业。当时我们霞浦县体委有一个业余田径队，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参加省里比赛时拿了个第一名，结果消息就在体育报上登出来了。没想到习书记居然看到了，还专门给他们批示，写了个贺信，发给霞浦。那个田径队拿到这封信，出奇地感动，没想到地委书记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能关心到。这个田径队的教练受到鼓舞，一直坚持这项事业，据我了解到现在还在教学生。
还有一点，他很爱游泳。屏南县有一个旅游景区叫白水洋，那里的高山顶上有一个湖，叫鸳鸯溪，湖里只有一片深水区，清清净净的，每年都会有很多鸳鸯到这里过冬。吴仪副总理曾到那里看过，评价说是“奇特景观”。习书记到那里调研的时候，就到湖里去游泳，我说这个地方多深啊，不安全，他也不怕，说大海都游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曾经从鼓浪屿游到对岸，水性非常好。
除此之外，就是善于运用文化音乐等宣传地方优势，树正气、长干劲。例如，他给我们闽东留下的一个宝贵财富——《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这是他亲自拟定歌名并倡导制作的一部风光音乐电视片，向外界宣传闽东的山海资源优势。当时我们省音协主席是宁德霞浦人，他听说习书记提出要搞这样一部电视片，非常高兴，决定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初步创意形成后，习书记又请中国音协的同志来修改，定稿以后，让彭丽媛老师帮我们找歌手演唱，还特意交代要“义务劳动”，不能要钱。彭老师也很费心地联系一些名人来演唱。很快，这部《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就成型了。我们一起去审片的时候一看，确实把闽东拍得很漂亮，歌声的旋律也把一股正气唱出来了。他对我说：“你看，这电视片拍出来，闽东多美啊，有山有水，让人一看，就想来走一走，对发展经济也是个推介。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音乐片，这是山与海的交响，是山的优势和人民群众的交响，是闽东奇特景观与艺术家之间的交响。我们闽东就是要树立正气，把我们的‘闽东之光’发扬出去。”他当时做这件事情是很超前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还没有多少人做。而且他的这一番话也很深刻，对我们更新观念、正确看待宁德地区发展前景，起到了很大影响。后来，这部电视片还被评为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
总体来说，我和习书记共事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在宁德期间任书记时，我作为专员一直和他搭班子，他到基层的多项活动我几乎都跟着去了。后来我到省政协工作时，他也在省里，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始终有些交集，他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1990年，我之所以能比较平稳、比较顺利地把他的担子接下来，在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下成就了闽东发展的一层铺垫，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我们下一任工作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这既是他对闽东的卓越贡献，也是与闽东人结下的厚缘。
采访组：陈主席，您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讲得这么精彩，我们听了都很受教育。最后，我们不揣冒昧，请您谈谈，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政宁德对他后来的领导工作实践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陈增光：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等引领发展，中国梦深入人心，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而且不断传来喜讯，取得那么多令人骄傲的成绩。在这样的形势下，回顾他当年在福建特别在闽东期间的生动实践，让人特别有种亲切、敬仰之感。
习近平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形成的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摆脱贫困》这本书，与他现在的治国理政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可以说闽东的实践是基础篇、典范篇、精彩篇，很多他现在提出的理念都可以从宁德的经历、从《摆脱贫困》一书中找到影子、找到“宁德元素”，只是平台不一样，范围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我经常拿出这本书来翻翻看看，对比着学习领会。我认为，讲好他在宁德的故事，弘扬他的精神，这对当前学深悟透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的。
习书记对闽东的感情很深，当年走遍闽东山山水水，离开宁德之后也始终对这片土地给予关注，每次讲话讲到闽东的时候，他都记忆犹新，接触到每一个闽东的干部群众，都会情不自禁地打招呼和表示问候。对于闽东人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自觉，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把对他的拳拳之情转化为勤奋工作的动力，在各条战线上认真贯彻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走在前头。我退休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当年他明确提出闽东一定要富起来，一定要真脱贫，不要数字脱贫，这些我都一直记在心里，按他的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添砖加瓦的事情。我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滴水缘》，就是取他讲的“滴水穿石”精神，以示老同志对他治国理政智慧、品格的执着践行和深深的敬仰！
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成为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党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我们闽东人民的期盼。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是民心所盼。我们讲的这些真实故事，一定能在社会上激发正能量，感染和鼓舞更多的领导干部、更多的群众，让大家对我们党、对我们祖国、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充满希望。